第二阶段结束的标志，往往是政策的转变，可能是针对资本市场快速上涨的降温措施，也可能是宽松政策的边际收敛，例如2007年530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2015年5月对于融资融券规范监管和对于场外配资的规范；2010年4月对房地产政策的收紧，货币政策方面央票的重启发行；2020年7月也出现了货币政策边际收敛，对场外配资等也加大了监管力度。

6月股票市场可跟踪资金净流入，各类增量资金相对均衡。资金供给端，新发偏股基金规模继续扩大；市场震荡上行，ETF净赎回规模收窄；市场风险偏好有所改善，融资资金净流入规模扩大。资金需求端，重要股东净减持规模扩大；IPO发行规模小幅回落，再融资规模持平前期，资金需求规模低位稳定。6月主力增量资金方面，各类增量资金相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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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信任差距”。各国常常做出承诺却在执行上落空，有些国家甚至缺乏起码的道义领导力。特朗普总统再次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令我困惑、愤怒和失望。但《巴黎协定》的意义远超任何一个国家。巴西担任COP30轮值主席，将今年定义为“落实之年”是正确的。这不应只是口号，而应成为新的行动标准。未来的制度框架应包括更强的问责机制、更明确的实施时间表，以及更多非国家行为体和一线声音的参与。唯有通过透明、履约和共担责任来重建信任，才能确保《巴黎协定》成为推动全球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工具。

2024年7月31日，温江区人民法院调解室，在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见证下，曾某与尹某达成和解并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上载明，双方均认可调查组的结论，也约定均不上诉，对离婚判决的履行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协议由尹某一次性向曾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40万元，任何一方不得再向另一方主张任何财产分割和补偿。后来，曾某又提出再审申请，2025年2月28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曾某的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