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上，去年10月以来震荡市的特征有：估值位置偏低、上市公司盈利偏弱、政策基调积极、各类主题机会活跃，与2013年至2014年中和2019年的震荡市类似，后续有望迎来全面牛市。但战术层面，对比之前震荡市升级为全面牛市临界点（2014年7月和2020年7月）的催化因素，现在宏观高频数据和新增政策的催化并不明显，突破前可能还需要震荡一段时间。2014年7月突破后的牛市，事后来看并不是盈利的牛市。但在指数刚突破的2014年7月，经济指标出现了连续多个月的持续反弹，比如2014年4月至7月的PMI持续反弹。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2014年二季度，房地产政策明显转向积极，全国各地放开限购。2020年7月突破后形成的牛市，是盈利很强的牛市，2018年至2019年是上市公司ROE下降期，2020年疫情冲击的一季度是盈利阶段性低点，二季度开始盈利快速上行。对应的宏观指标（比如PMI）也从2020年疫情后持续上行。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门槛会降低，完全有可能超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在每个财报季都表现很好，”StockBrokers.com的投资者研究主管杰西卡・英斯基普说。“但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些已知的因素，比如更多的 IPO 活动和人工智能叙事的回归。”

► 私人信用持续收缩+政策“有所保留”，使得整体信用周期难以大幅扩张，导致市场底部有支撑，但上行空间也受限。当前中国信用周期的核心困境在于，回报与成本倒挂的情况下，私人部门的信用收缩仍在延续。背后的原因，并非是钱不够多或利率的绝对水平不够低，而是在相对差距上居民和企业感受的回报预期低于成本，即私人部门面临的融资成本与回报依然倒挂，抑制了私人部门主动加杠杆的意愿。解决之道，相比单纯降低成本（利率已经很低且流动性十分充裕），更有效手段是提高回报预期，这需靠外力干预（财政逆周期调节）或新增长点（AI科技与新消费）的出现。从这个框架出发，不难理解去年9月底以来市场表现的脉络：一方面，市场之所以能企稳反弹且底部不断抬升，是因为上述两个层面积极变化：924后财政发力对冲了私人部门持续的信用收缩，以及春节后AI突破带来新的投资方向。但另一方面，市场之所以屡次冲高回落，是因为预期每次过度亢奋且政策“有所保留”，使得信用周期没有彻底走出收缩。

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也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的“敌人”合作，不应指望伊朗会“向其敞开怀抱”。此前，伊朗议会25日通过法案，暂停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