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上，去年10月以来震荡市的特征有：估值位置偏低、上市公司盈利偏弱、政策基调积极、各类主题机会活跃，与2013年至2014年中和2019年的震荡市类似，后续有望迎来全面牛市。但战术层面，对比之前震荡市升级为全面牛市临界点（2014年7月和2020年7月）的催化因素，现在宏观高频数据和新增政策的催化并不明显，突破前可能还需要震荡一段时间。2014年7月突破后的牛市，事后来看并不是盈利的牛市。但在指数刚突破的2014年7月，经济指标出现了连续多个月的持续反弹，比如2014年4月至7月的PMI持续反弹。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2014年二季度，房地产政策明显转向积极，全国各地放开限购。2020年7月突破后形成的牛市，是盈利很强的牛市，2018年至2019年是上市公司ROE下降期，2020年疫情冲击的一季度是盈利阶段性低点，二季度开始盈利快速上行。对应的宏观指标（比如PMI）也从2020年疫情后持续上行。

唐晨：港股的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发审、再融资的制度红利与南下资金、国际资本流入共振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上半年港股市场的整体表现本质上就是中国资产的重估过程，“中特估”“科特估”“民特估”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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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必须对气候危机承担历史责任，而中国的制造能力以及与全球南方国家间的深厚联系使其在引领合作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其作用不应仅限于基础设施建设，当务之急是建立真正的、长期的伙伴关系，惠及当地的发展优先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