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I结束往往是触达了关键的前期成本密集成交区域——扭亏阻力位。部分资金在快速反弹“解套”后，会形成比较大的止盈的抛售。从而使市场从快速上行进入震荡甚至是阶段性调整。

周小明认为，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能不能构建特殊需要信托的公共受托人。他表示，从商业可持续角度，信托公司主要是针对那些有着充足的家庭财产资源的特殊需要人群，但对于广大的家庭财产资源不足、需要社会和**来提供救助和帮助的人群，应该探讨是否可以有公共受托人角色。

战略上，去年10月以来震荡市的特征有：估值位置偏低、上市公司盈利偏弱、政策基调积极、各类主题机会活跃，与2013年至2014年中和2019年的震荡市类似，后续有望迎来全面牛市。但战术层面，对比之前震荡市升级为全面牛市临界点（2014年7月和2020年7月）的催化因素，现在宏观高频数据和新增政策的催化并不明显，突破前可能还需要震荡一段时间。2014年7月突破后的牛市，事后来看并不是盈利的牛市。但在指数刚突破的2014年7月，经济指标出现了连续多个月的持续反弹，比如2014年4月至7月的PMI持续反弹。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2014年二季度，房地产政策明显转向积极，全国各地放开限购。2020年7月突破后形成的牛市，是盈利很强的牛市，2018年至2019年是上市公司ROE下降期，2020年疫情冲击的一季度是盈利阶段性低点，二季度开始盈利快速上行。对应的宏观指标（比如PMI）也从2020年疫情后持续上行。

由于本轮的特殊性，导致本轮的看股做债和2017年，以及2020年~2021年市场对看股做债的一致性预期完全不同。主要逻辑上，股票市场越强，赚钱效应下，居民存款持续搬家非银机构，非银存款的过度增长越有可能滋生资产价格泡沫的系统性风险，因此货币政策相对偏紧，债券市场客观承压；但当股票市场转弱，央行稳定资本市场预期的诉求又客观增强，此时股债可能在日度或周度的较短周期同时受益于央行为稳定资本市场带来的货币宽松，因此形成了较短维度的股债双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