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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失业率和低通胀率阶段（2020年—2021年2月）。在该框架发布前后，美联储面对的是疫情导致的低通胀和高失业率。在该框架指导下，美联储在2020年9月的议息会议上表示，在劳动力市场状况达到最大就业水平之前，维持零利率是合适的；并且表示只有在通胀回到目标水平、失业率回到充分就业水平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且低收入弱势群体实现充分就业时才会结束零利率。这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美联储一贯的政策轨迹——在达到这些目标时政策利率应接近其长期均衡水平，而不是仍然维持在零附近。在疫情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通胀虽上升但仍低于2%，并且确实存在供应链受阻的情况，这使得美联储认为通胀压力将随供给改善而缓解。而当时的失业率虽下降但仍高于自然失业率，因此增加整体就业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除了该框架的作用，美联储严重低估通胀的幅度和持续性也进一步加重了其货币政策反应的滞后性。

特殊需要信托的治理结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信托法起草专家组成员周小明表示，在特殊需要领域引进信托制度，某种意义上就如同对监护人的不信任，但受托人又不能简单地替代监护人的职责，受托人与监护人的角色如何分工值得深思。而在受托人、监护人之外设立保护人、监察人以形成制衡，这种多层治理结构相对复杂，治理成本较高。如何在信托法的架构下，既有自治的设计，又有法定的**引导机制的建立，值得进一步探讨。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末播出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日本与美国进行了“不公平”的汽车贸易，应该增加对美国能源和其他商品的进口，以帮助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第三，是“信任差距”。各国常常做出承诺却在执行上落空，有些国家甚至缺乏起码的道义领导力。特朗普总统再次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令我困惑、愤怒和失望。但《巴黎协定》的意义远超任何一个国家。巴西担任COP30轮值主席，将今年定义为“落实之年”是正确的。这不应只是口号，而应成为新的行动标准。未来的制度框架应包括更强的问责机制、更明确的实施时间表，以及更多非国家行为体和一线声音的参与。唯有通过透明、履约和共担责任来重建信任，才能确保《巴黎协定》成为推动全球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