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美元快速贬值，触发了港币的强方兑换保证机制，令香港金管局向市场抛售港元，显著强化了港股流动性环境。资金面上，A股市场权重股纷纷赴港上市，意味着港股在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提升，内资、外资轮番成为做多主力。

第二阶段结束的标志，往往是政策的转变，可能是针对资本市场快速上涨的降温措施，也可能是宽松政策的边际收敛，例如2007年530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2015年5月对于融资融券规范监管和对于场外配资的规范；2010年4月对房地产政策的收紧，货币政策方面央票的重启发行；2020年7月也出现了货币政策边际收敛，对场外配资等也加大了监管力度。

记者注意到，在相关实名举报视频发布后，同年7月19日，针对曾女士的实名举报，南充市发改委发布情况通报称，“关于网传曾某实名举报尹某光（系我委原价格调控科科长，于2018年退休）、漆某华（中国工商银行南充分行原计财处处长，于2004年退休）家庭财产与实际收入不符情况，我们高度重视，已联合中国工商银行南充分行成立调查组进行核查，下一步将根据核查情况依规依纪依法处置。”

首先，中国股市的无风险利率实质性降低，中长期资金和民间资本入市已进入历史转折点。其次，人民币由过去的贬值预期转向稳定甚至略升值的预期，也是中国资产重估的重要推力。再次，及时、得当与合理的宏观政策，更重视投资者回报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对于改变投资人面对风险的保守态度具有关键意义。

共和党人正利用和解程序，以简单多数通过这项大规模立法，而在这一程序中使用当前政策基准是前所未有的。一项法案的成本通常是根据其在现行法律下对联邦预算的影响来衡量的。但共和党人希望修改这一流程，假设现行政策将无限期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