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结束的标志，往往是政策的转变，可能是针对资本市场快速上涨的降温措施，也可能是宽松政策的边际收敛，例如2007年530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2015年5月对于融资融券规范监管和对于场外配资的规范；2010年4月对房地产政策的收紧，货币政策方面央票的重启发行；2020年7月也出现了货币政策边际收敛，对场外配资等也加大了监管力度。

赵宪成：虽然恒生指数的估值处在近几年较高的水平，但科技股和互联网企业仍有比较充分的上行空间。Wind数据显示，恒生科技指数2025年的EPS增速预计约为35%，ROE增速约为14%。相比之下，沪深300指数的EPS增速预计约为6%，ROE增速约为11%。因此，我们认为，下半年港股仍具有一些优异的结构性机会，拉长时间来看，基本面对股价上涨的驱动能力可能会更加明显。

标普500指数最新的历史收盘高点，标志着该指数自4月8日低点以来上涨逾23%。当前，市场普遍认为最大的关税恐慌已经过去。与此同时，经济预期和企业盈利预测再次上调，华尔街策略师们对前景正变得越来越乐观。

第三，是“信任差距”。各国常常做出承诺却在执行上落空，有些国家甚至缺乏起码的道义领导力。特朗普总统再次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令我困惑、愤怒和失望。但《巴黎协定》的意义远超任何一个国家。巴西担任COP30轮值主席，将今年定义为“落实之年”是正确的。这不应只是口号，而应成为新的行动标准。未来的制度框架应包括更强的问责机制、更明确的实施时间表，以及更多非国家行为体和一线声音的参与。唯有通过透明、履约和共担责任来重建信任，才能确保《巴黎协定》成为推动全球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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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金融科技总监严涤宇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提到，随着超算中心运作，需要更多运营人员和数据安全相关人员，“AI、区块链、数据科学、网络安全，我们所需的人才集中在这四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