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初始框架中就业最大化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相对最大化，这些条件包括潜在增长水平和自然失业率等。初始框架认为当就业高于最大化水平时可能引发通胀，相应地，美联储在实践中通常将失业率保持在自然失业率水平。而现有框架认为强劲的就业市场可以持续而不会导致通胀爆发，因此该框架不再关注就业高于最大化的情况。这意味着美联储可以寻求无限高的就业率，实际上是将最大就业和通胀目标分离开来，忽视了二者潜在的冲突。就业目标在货币政策中权重提高，与国会赋予美联储的双重目标相悖。

财联社6月29日讯（编辑 笠晨）在资本市场加速发展的浪潮中，并购重组作为产业沿链补链的关键，直接关乎创新产业发展机遇的把握和产业升级的进程。机构认为，并购市场不仅延续数量与金额的高活跃，还在监管政策优化驱动下，显示出结构性重组升级的趋势。后续在经济修复、政策鼓励与资本市场改革共振的支撑下，并购市场有望进一步释放产业整合与价值重塑空间。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25年第二季度例会。会议提出，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处于合理水平。

战略上，去年10月以来震荡市的特征有：估值位置偏低、上市公司盈利偏弱、政策基调积极、各类主题机会活跃，与2013年至2014年中和2019年的震荡市类似，后续有望迎来全面牛市。但战术层面，对比之前震荡市升级为全面牛市临界点（2014年7月和2020年7月）的催化因素，现在宏观高频数据和新增政策的催化并不明显，突破前可能还需要震荡一段时间。2014年7月突破后的牛市，事后来看并不是盈利的牛市。但在指数刚突破的2014年7月，经济指标出现了连续多个月的持续反弹，比如2014年4月至7月的PMI持续反弹。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2014年二季度，房地产政策明显转向积极，全国各地放开限购。2020年7月突破后形成的牛市，是盈利很强的牛市，2018年至2019年是上市公司ROE下降期，2020年疫情冲击的一季度是盈利阶段性低点，二季度开始盈利快速上行。对应的宏观指标（比如PMI）也从2020年疫情后持续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