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一些创投资本谋求此时退出。而此前与企业签署的“对赌协议”也成为一些保险中介机构相继启动上市进程的诱因。据介绍，按照这类协议，创业企业在约定时间内无法上市的，就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对股份进行回购，这对于业绩承压的公司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当一级市场融资枯竭，IPO成为唯一符合条款的退出路径，因此一些公司即使明知估值承压也选择‘带伤上市’。”有业内人士指出。

总结来看，政策的“有限发力”与科技和新消费等新增长点的“局部拉动”，都使得信用周期不致再度收缩但也难以转化为全局性的修复。对市场和资产而言，过剩流动性的“资金盛”与有限回报的“资产荒”，导致整体指数难有趋势性机会而区间震荡的结构性行情。这种行情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例如中国市场1）2012-2014年期间，**控制整体债务水平，但支持高成长性的新兴产业发展，国内移动互联网领域投资高速增长，因此虽然指数整体震荡，但由智能手机产业所引领的TMT板块，如消费电子、计算机与传媒等大涨；2）2019年4月-2020年1月，**强调降低企业杠杆率，不过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国产替代兴起，高端制造为代表的成长板块，如半导体、电子与新能源等走强。

6月股票市场可跟踪资金净流入，各类增量资金相对均衡。资金供给端，新发偏股基金规模继续扩大；市场震荡上行，ETF净赎回规模收窄；市场风险偏好有所改善，融资资金净流入规模扩大。资金需求端，重要股东净减持规模扩大；IPO发行规模小幅回落，再融资规模持平前期，资金需求规模低位稳定。6月主力增量资金方面，各类增量资金相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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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市场进入到“浮盈赚钱——加仓——资金驱动市场进一步上涨——继续加仓”的经典正反馈，金融市场的大级别行情无一不是依靠这种正反馈机制。

赵宪成：在港股反弹后，恒生指数的估值回到了偏高的位置，但市场上仍然能找到许多优质的结构性机会，如科技、互联网、港股通消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