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结束的标志，往往是政策的转变，可能是针对资本市场快速上涨的降温措施，也可能是宽松政策的边际收敛，例如2007年530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2015年5月对于融资融券规范监管和对于场外配资的规范；2010年4月对房地产政策的收紧，货币政策方面央票的重启发行；2020年7月也出现了货币政策边际收敛，对场外配资等也加大了监管力度。

上周五晚些时候，投资者就遭遇了这样一次考验：特朗普总统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而就在几小时前，他刚确认美国与中国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鲜明地提醒人们，对于特朗普而言，即便是预期之中的事情也可能充满变数。

美联储在2012年1月发布了第一份正式的货币政策框架——货币政策长期目标和战略的声明。该声明是美联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石，其出台的背景是：在此前的三十多年里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高且不断上升的通胀，并且经济扩张（包括劳工市场强劲、就业率上升）成为经济过热和通胀上升的驱动因素。美联储也倾向于认为货币政策在长期内对增长和就业没有促进作用，而通胀在长期内则是一种货币现象，必须采取货币政策措施加以控制。相应地，美联储在政策实践中将价格稳定置于双重目标之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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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资金已经连续两个月净流入，且净流入规模在6月进一步扩大至373亿元，显示当前市场风险偏好整体较高。并且从历史看，私募基金、融资余额、存在显著的正向联动关系，尤其是在市场上行阶段呈现相互强化的特征。私募基金（尤其是量化对冲基金）需通过融资融券实现多空策略和套利交易，例如通过融资加仓放大收益，因此私募基金规模扩张带来的杠杆需求会驱动融资余额上升。在这些资金的强化作用下，整个市场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