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结束的标志，往往是政策的转变，可能是针对资本市场快速上涨的降温措施，也可能是宽松政策的边际收敛，例如2007年530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2015年5月对于融资融券规范监管和对于场外配资的规范；2010年4月对房地产政策的收紧，货币政策方面央票的重启发行；2020年7月也出现了货币政策边际收敛，对场外配资等也加大了监管力度。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科技在跨境贸易应用的潜力巨大，目标是解决跨境支付速度慢、成本高等长期存在的痛点，在支付领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而上周发布的《数字资产发展政策宣言2.0》，四个支柱之一便是“推进应用场景及跨界别合作”，当中提到稳定币是在传统金融系统以外提供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有潜力为支付及资本市场活动带来变革，包括跨境支付。稳定币的法例将在今年8月1日生效，特区**及金融监管机构将致力营造有利的市场环境，配以必要的监管措施，推动发行人把稳定币应用推广至不同场景，助力解决企业经商及市民生活中的实质痛点。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必须出售大约12万亿美元（国债）。我们有1万亿美元可以支付利息。我们原则上有9万亿美元的债务要偿还，然后我们必须再出售2万亿美元，因为我们有赤字，”达利欧说。

唐晨：我们关注“科特估”视角下的投资机会，包括创新药、AI、机器人、半导体、智能驾驶等，因为这些资产“含权量”高，在整体重估过程中，通常会表现出更强的波动性和弹性。同时，这些行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既是当前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又是反映时代命题的主要方向，政策、资本、产业更容易形成共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