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基文：首先，是“雄心差距”。许多**在承诺净零目标的同时，仍在批准新的燃煤电厂和化石燃料项目。这与气候科学根本背道而驰。国际能源署已明确指出：若要实现1.5℃的升温控制目标，就不能再开发新的石油、天然气或煤炭项目。然而，煤炭仍是全球排放的最大来源，新项目仍不断获得融资，全球大型经济体有责任在本国以及通过全球伙伴关系引领这一转型。

总结来看，政策的“有限发力”与科技和新消费等新增长点的“局部拉动”，都使得信用周期不致再度收缩但也难以转化为全局性的修复。对市场和资产而言，过剩流动性的“资金盛”与有限回报的“资产荒”，导致整体指数难有趋势性机会而区间震荡的结构性行情。这种行情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例如中国市场1）2012-2014年期间，**控制整体债务水平，但支持高成长性的新兴产业发展，国内移动互联网领域投资高速增长，因此虽然指数整体震荡，但由智能手机产业所引领的TMT板块，如消费电子、计算机与传媒等大涨；2）2019年4月-2020年1月，**强调降低企业杠杆率，不过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国产替代兴起，高端制造为代表的成长板块，如半导体、电子与新能源等走强。

据知情人士透露，今年春天，高盛突然出售了这三家酒店，其在该项目中投入的约 1 亿欧元（约合 1.17 亿美元）仅勉强保本。知情人士还表示，高盛同时放弃了在该地区打造酒店品牌的计划。

我们需要在雄心和行动上实现跃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今年即将提出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如此重要。作为主要的排放国以及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先力量，中国若能在2023年排放量的基础上，到2035年减排30%，这既是现实可行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将助力实现全球气候目标，更将激发其他国家更大的雄心。

作为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2007-2016），潘基文曾见证世界飞速发展十年中的政治动荡、经济危机，也见证了全球对气候危机逐步凝聚的共识与迈出的关键一步。然而十年后的现实令人警醒。2024年成为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全球各地经历了各种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必须出售大约12万亿美元（国债）。我们有1万亿美元可以支付利息。我们原则上有9万亿美元的债务要偿还，然后我们必须再出售2万亿美元，因为我们有赤字，”达利欧说。